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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升评王赓武回忆录:侨居与定居之间


《此处非故里》(Home Is Not Here),[澳]王赓武著,新加坡国立大学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216页,24.00新加坡元

为何讲述?

2018年,海外华人研究中国历史最富成果、同年出生的两位学者余英时和王赓武先生都出版了回忆录。余先生因为在学界的巨大影响力,再加上回忆录为中文著作,出版后洛阳纸贵,台北的书店一度脱销。王赓武在新加坡出版的英文回忆录《此处非故里》(Home Is Not Here),则相对少人关注。王赓武的回忆录主要关于自己从出生到十九岁之前的成长经历。作者交代,写作此书的初衷,意在通过讲述自己的经历,使子女们知道这个世界究竟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同时以此纪念已经往生的作者父母。后来,王赓武受到了一些积极从事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人士的启发,认识到自己研究历史的方法其实是“偏颇”的:他对过去的理解受到欧洲史以及儒家观念的影响,但对当事人对自己所经历的历史的所思所感却注意不够。因此,他决定将这一为子女而写的回忆文字修改出版,留下一份当事人对于过去的个人化记录,以此鼓励更多人来分享自己的经历。


王赓武

王赓武先生是著名历史学家,曾担任马来亚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讲座教授、香港大学校长、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院教授、东亚研究所所长。他学识渊博,对五代史、东南亚与中国关系史、海洋史、世界史,以及海外华人史都有深入的研究。他如今尽管年事已高,仍然学术成果不断。最近几年,王赓武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就出版了两本著作,一本是英文书Renewal: The Chinese State and the New Global History(后翻译成中文在内地出版,书名为“更新中国:国家与新全球史”),另一本为《王赓武谈世界史:欧亚大陆与三大文明》。因为传记只涉及年少的时光,对于那些试图了解他的研究和行政生涯,一窥其史学研究的门径,或学术圈恩怨的读者,难免失望。据该书的编辑透露,王赓武先生目前也并无续写自传的计划,这部书很有可能就是他留给世界唯一的回忆录。然而,如果将这部自传放入民国史和东南亚史的背景中来解读,却是了解民国时期一个中国家庭在南洋的生活经历,一些华人的国族认同如何发生改变的珍贵记录。王赓武先生一直主张,“海外华人应该被置于他们各自的国家背景下进行研究,需要摆脱占主导地位的中国中心论”。因此,该回忆录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他的这一视角与他个人经历的关联。


《更新中国》和《王赓武谈世界史》

怡保与南京

王赓武十九岁前曾住过三个国家,荷属印尼、英属马来亚和中华民国。他坦言,对他影响最深的是两个地方,一个是马来亚的怡保,另一个是南京。他于1930年出生于荷属印尼的泗水,父亲王宓文当时担任泗水华侨中学校长。王宓文生于1903年,祖籍江苏泰州。少时在家读四书五经,“五四”运动后,入新学堂学数理与英文,后考入南京东南大学的高等师范学校。他爱好文学,又想提高英语,选择了英国文学为专业。毕业后,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为南洋华校招聘中文教师,王宓文因中英皆通,被聘用。他先后在印尼、新加坡多所中学担任教师或校长。1931年他担任英属马来亚霹雳州华校视学官,二战后升任马来亚教育总长华校总视学官,退休后曾出任某中学校长,一生致力于新马华校的教育。王宓文工于书法、音韵学与旧体诗,留下不少作品,收入2002年王赓武编辑出版的《王宓文纪念集》中。但王宓文毕竟不同于旧时的儒生,他国学有根基,同时也受过英文教育,并服务英属马来亚联邦教育行政官署多年。据师友回忆,他英语流利,仿佛英校出身,连走路姿势都很像英国人,但谈吐、举止、风度,甚至思想作风等,仍是儒者风度。

母亲丁俨于1905年出身江苏东台一个仕宦家庭,民国后家道逐渐衰落。因为家庭保守,儿女都不许上新式学校。科举废止后,仍习儒学。除家务针绣外,她陪兄弟辈读书写字,能写一手漂亮的小楷。依父母之命,她嫁给了从未谋面的穷家读书人王宓文,并愿意跟丈夫下南洋,操持家务。


王赓武和父母,1930年代摄于怡保。

王赓武从小在马来亚霹雳州的怡保市长大。怡保因为有锡矿,需要劳力,大量华工进入,华人也成为了该镇人口最多的族群。怡保的华人主要来自福建和广东。当时华人通常以地缘和方言区分亲疏,因此从江苏过去的王宓文夫妇尽管与他们相处和谐,但交往不多。他们交往最多的,还是来自江浙一带的受过较好教育的那些人。当时的怡保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英属马来当局统治下的多族群的城镇。各族群社会地位不同,分工各异。英国人是殖民者,从事管理工作,华人和印度人做工或从商,马来人则住在郊区山村里,从事农业。因此,王赓武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多族群的社会,学会了与不同族群的人相处。

进入二十世纪后,英国人开始认为,所有的孩子都应该接受一定程度的教育。马来亚的英国殖民政府也支持该理念,但说得多,做得少,没能提供足够的教育资源。同时,因为不同族群在殖民地社会中担任不同的经济角色,教育要为此服务,因此殖民政府的教育政策倾向于让各个族群接受本族群语言的教育,以培训学生担当殖民社会中各自的经济角色。再加上大部分华人认为自己在马来亚只是侨居,早晚会回到祖国,应该学习母语。因此马来亚华人的子女基本都进入华校,接受中文教育。这也就是为什么王宓文被聘请至南洋华校任教的原因。


王赓武和爪哇保姆

与大部分华人选择让孩子上华校,接受中文教育不同,王宓文却选择让孩子上英校,这对孩子的一生影响巨大。据王赓武解释,父亲爱好英国文学,尽管在大学里以此为专业,一直遗憾未能从小开始学习英语。他认为既然有机会,就应该让儿子早点开始学习英语。至于中文及儒家经典,他自信自己可以在家教授,不必入华校。从此,王赓武在英校接受英语教育,回家跟父亲学习中文。1942年,日本占领马来亚,因为父亲不愿意儿子接受日本殖民教育,终止了儿子的学校教育。幸运的是,当时父亲受马来亚教育部官员委托,管理由英国商人、官员寄存的大量英文书,而其中的文学书成为王赓武的英文读物,极大地开阔了他的视野,提高了英语阅读能力。战时有华人邻居发现王赓武懂英语,于是安排他偷听收音机中的英语新闻,报告战事最新进展情况,这又大大提高了他的英语听力。1947年,父母终于有了回国的条件,举家返回了南京。一年后,因父亲身体不适,父母只好返回马来亚。王赓武已考入了南京中央大学,入读外文系。1948年11月,国共三大战役之一的淮海战役在徐州打响,离南京不远,中央大学遂停办。1948年12月,因担心儿子的安全,王赓武父母不仅多次写信催促,并买好了船票。他尽管并不情愿,仍返回怡保与父母团聚,之后进入新加坡马来亚大学继续学业。

家在中国

正如书名“此处非故里”所示,马来亚的怡保虽然是王赓武全家生活之处,父母却从未打算在此定居。像当时大部分下南洋的中国人一样,出国只是为了经济目的,随时准备回国,这是一种典型的“华侨”心态。王赓武从记事起,父母就一直在为回国作计划,家庭的一切安排都围绕此一目的。为了减少回国的费用,父母甚至只要了一个孩子。因为无意久留,父母对当地的政治没有兴趣,也与当地人少有交往,甚至有些当地华人举办的活动也从不参加,偶尔去镇上也只为购物或看电影。因为文化上的优越感,父母对当地不无偏见,如母亲曾认为热带水果不健康,不许儿子食用。因为人在他乡,未能与亲人团聚,思乡之苦使得父母常为儿子构建出一个他们唯恐会失去的美好中国。因为儿子出生在异国他乡,父母怕他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不断给他讲述中国的事情,母亲还尤其积极。为将来回国计,母亲在王赓武三岁就开始教他学习中文。即使父亲选择让儿子进英校,也主要是为利用在国外学习英语的便利,将来回国后可能无此条件,并非要他落地生根。在家里,父母则辅导儿子学习古文,从《三字经》《千字文》开始,“孔融让梨”和“司马光砸缸”的故事亦是进行道德教育的素材。

因为家庭的影响,王赓武从小就确信,自己的家在中国,并很快会回去。然而,生在泗水,长在怡保这一多族群环境下的王赓武,与父母的经历毕竟不同,对中国和马来亚的认同亦有差异。父母对当地的事务缺少参与的兴趣,但王赓武却很喜欢怡保,觉得这里的生活很自在。英校的教育使用英属殖民地的通用教材,学校将学生当成英属马来亚人,并试图让学生学会崇拜英国。同班的同学基本来自各个族群的精英家庭,因此在学校里,王赓武不仅学到英语,也学到如何与不同的族群共处。回到家里,父母的家庭教育,以及接触到的父母的朋友,则只是关于中国。王赓武学会了在两个世界之间灵活地转换,尽管无论在言行还是思想上,这两种认同从未能有所交叉。王赓武从小就发现,即使是当地的华人,他们也是多种多样。有的如自己的父母一般,随时准备回国,有的则更倾向于定居,喜欢这里的生活。倾向定居的人在当地建立了自己的庙宇,组织各种社团,拜神祭祀,参与当地的活动。华人讲粤语、闽南话等各种方言,为当地带来中国不同地方的文化。父母试图教给王赓武的是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中国大传统,而大部分华人带到马来亚的则是下层社会的小传统,后者也让他迷恋。


王赓武和父母,回国前摄于怡保家外。王赓武时年十六岁左右。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成为战场,父母不再提回国,王赓武于是安心在当地生活。1941年底,日本侵略马来亚,怡保遭轰炸,全家搬到附近的城镇。与老朋友断绝了联系,认识了新的华人朋友,王赓武却发现自己形成了一种可称为“怡保华人”的认同。二战结束后,父母终于回到了老家,父亲在南京找到了工作,王赓武也进了中央大学。有意思的是,父母的爱国心却遭遇严重挫折。在热带地区生活二十多年后,王宓文先生已过不惯南京冬天的寒冷,生了重病,只得返回怡保,他乡也终于成为故乡。同时,因为国民政府的无能和腐败,他们对所认同的中华民国逐渐失望。淮海战役打响后,因为父母的要求,王赓武也离开南京,回到了父母身边。

二战结束后,与有些东南亚国家驱逐了殖民者,实现了民族独立不同,英国人重新统治马来亚。英国人希望回到战前的状态,然而马来亚已经变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族群矛盾变得空前紧张。战前,英国人对马来亚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对族群加以区隔,马来人、华人、印度人各有经济角色,不仅不团结,甚至互有敌意,方便英国人的管治。日本占领期间,为了动员当地人反抗欧洲殖民者,日本人鼓吹“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马来人的民族认同因此开始勃兴。英国人被日本军队击败,向日本人投降,被强迫游街羞辱的场景,让不可一世的白人殖民者的形象从此一落千丈。英国人再也无法像战前那样让当地人仰视,于是反对殖民,建立马来人自己的国家的诉求也变得顺理成章。二战前,当地马来人的族群意识还没有形成,殖民当局认为中国人、印度人只是侨居者,因此只压制反殖民观念的传播,华人可以公开表达自己的中国认同。国民党革命的成功,南洋华侨居功至伟,孙中山曾说“华侨是革命之母”。之后,国民政府也一直将南洋作为钱柜,成立专门的机构处理南洋事务,不断强化华人的中国认同,以获取海外资源。同时也阻止华人参与当地政治,生怕他们忘记祖国。华校是国民党影响华人的主要基地,不仅教材来自中国,老师聘自中国,华人子弟接受与中国学生一样的教育。因此,很多华人子弟尽管没有在中国生活过一天,却通常都有一种“在学校里教出来的中国认同”。同时,因为世界不少国家都通过了歧视华人的法案,华人亦需要寻求中华民国政府的保护。因此,中国国内发生的政治运动,常能得到南洋华人的积极回应,有时激烈程度甚至引起殖民当局的恐慌。王宓文担任的华校视学官,就是帮助英国人监督华校的政治倾向。


王赓武和父亲,摄于二战结束后不久。

抗战时期,南洋华人的国族认同达到了最高点,捐钱捐物,以抵抗日本侵略。1938年9月,夏之秋率领的武汉合唱团前往马来亚演出,为抗战募捐,获得巨大反响。王赓武至今还记得该合唱团来怡保演出时,他们所唱的抗日歌曲,如《歌八百壮士》《中国不会亡》《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等如何打动当地大部分华人的心,有人还因此回国参战。马来人的土著民族意识在战后开始勃兴,英国殖民者已经无力再压制马来人的反殖民统治、建立马来人的国家的愿望。而华人因为在经济上远比马来人成功,从当地赚取的大量资金通常寄回中国,这些都引起了马来人的不满,族群矛盾激化,华人开始面临着一个要么回国,要么调整国族认同的问题。

从南京回到怡保的王赓武,逐渐远离了中国,开始面对一个英国人在帮助筹建的马来人领导的马来亚。父母回到马来亚后,也已经决定在当地定居。王赓武要想继续学业,进入当地的马来亚大学是唯一的选择。为了提高被录取的概率,父亲决定让儿子放弃中国国籍,成为马来亚联邦的公民。王赓武也必须重新调整自己的国族认同,参与到一个多族群的马来亚新国家的建设之中。


王赓武在怡保的家中学习,摄于二战结束后不久。

如何研究海外华人

海外华人的研究常常需要对词汇加以辨析。那些定居在海外,获得了居住国国籍的人,应该如何称呼?“华侨”(sojourner)、“散居者”(diaspora)、“海外华人”(overseas Chinese)还是“华裔”(Chinese overseas)?这些名词的争议背后,其实是对于海外华人国族认同的不同假设,以及不同的研究方法的选择。那些华人,究竟算不算中国人?华人研究属于中国史还是外国史研究的对象?尤其“华侨”这一产生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自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被广泛用来称呼所有海外华人的称谓,争议尤多。从中国的角度看,这一称呼富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曾是用来促进国内和海外所有中国人之间团结的唯一称呼。按照这个称呼,海外华人似乎只是侨居海外,只有中国认同,一旦有条件,终究会落叶归根,就像王赓武的父母那样。但在一些华人人口较多的国家,这一称谓却成为担心华人即使定居下来,也永远不会效忠居住国的证据。王赓武的个人经历,以及他在马来亚的所见所闻,证明海外的华人,其实各不相同,认同各异,以“海外华人”或“华裔”来称呼,比“华侨”更符合实际,也更有利于他们在居住国安居。海外华人研究不只是中国史的一部分,更是居住国的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单一国家的视角或单一文化的视角,都不足以阐释华人历史的复杂性。王赓武的自传也揭示,“南洋”并非一个整体,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历史不同,华人的经历也各异,应该将华人放回各国不同的历史背景中加以研究。尽管华人在不同国家的遭遇不同,但在王赓武看来,所有海外华人都需要和居住国的其他国民一起,重写该国的历史,建构一种新的、更具包容性的历史论述。在新的论述中,华人的历史应融入该国的历史中,因为华人与其他族群一样,都是居住国历史的缔造者。只有建立在这种史观上的国史,才有助于减少华人与其他族群的摩擦,更好地为居住国所接纳。


王赓武在马来西亚演讲,摄于2017年。

王赓武人生最初的十九年中,其中十七年住在马来亚,主要是怡保,十八个月在南京。他说自己首要的研究兴趣不是海外华人史,“中国对外部世界,尤其是那些离开了中国,在外国定居的华人究竟意味着什么,才是吸引我研究华人的原因。”他承认这一问题意识,首先来自他对怡宝和南京的记忆。“我明确地知道,在心里我将永远是中国人,热爱那个我的父母和在南京的老师与同学教我去爱的那个中国。”他认为他的国家认同与中国文化认同之间,不仅没有冲突,倒成为他之后研究的出发点。因为在海外出生、长大,王赓武的心态也与余英时先生不同。他没有那种中国文化遗民的情结,愿意接受中国的改变,并多次造访中国。他出版了大量的研究著作,英文是其主要的工作语言。他不是以文字为故国招魂,而是从边缘看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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