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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解药”:清代瘟疫中的医方流传

近期,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受到全社会广泛关注,随着疫情的扩展,在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下,各类疫病知识、疫情防控知识甚至日常保健知识在短时间内集中涌现出来,以语言、文字、图画、视频等形式,通过医疗卫生机构、社会救济和慈善机构、网络、电视台、手机、广播、宣传单等多种渠道进入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如果说人们每天关注疫情动态,努力“围剿”或“躲避”病毒,阻断病毒传播是疫情应对的“表”,那么人们对相关知识的学习、争论、批评、传播、接受、扬弃、实践等活动则构成了疫情应对的“里”。

事实上,放眼人类与瘟疫的斗争史,每一次瘟疫的爆发,每一次疫情的防控,都伴随着很多瘟疫知识的产生、传播、应用、讨论,而这些知识本身的性质、产生的机制、传播的方式和应用的范围与程度则共同影响甚至决定着疫情防控的效果,也表征着人类究竟能够动用哪些资源用来抗击瘟疫,究竟能够从瘟疫流行与抗争过程中获得哪些经验和教训,以及究竟能够为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瘟疫做好哪些准备。


佚名:《瘟疫简易奇方》,清同治七年(1868)刻本

清代是历史上瘟疫最为频繁的朝代之一,从社会治理和慈善救济的角度来看,当时在众多疫情期间,除了一般性的隔离、检疫、创建专门性的传染病救助机构、施医舍药等措施之外,另一种参与者多、出现频次高、颇有特色的活动,要属众多专业人士和非专业人士都在从事的医学知识建构和传实践——搜集、整理瘟疫医方,编撰、刊印、传播、参阅瘟疫方书(广义而言,任何对身体或疾病进行干预的行为与方式都可称为“医方”,其最突出的表现形式就是一个个指导人们根据病症配药、制药、服药的药方)。此类活动究竟是如何开展的,起到何种作用,对我们当今认识和应对疫情又有何启示呢?

纵观清代瘟疫史,在大多数疫情期间,中央政府虽不时会采取一些防控和救疗措施,但始终没有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制度化、常规化、系统化的应对机制,正因如此,地方政府的作为也相对有限,而各地的各种社会力量扮演着中坚角色,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自主抵御瘟疫是历史的常态。这种“小政府—大社会”的特点也显著体现在搜集、整理瘟疫医方,以及编撰、刊印和传播瘟疫方书事务上。查阅《中国医籍通考》、《中国医籍续考》、《中国中医古籍总目》等医籍目录中的数百种瘟疫方书及其不同版本可知,清代中央政府极少组织编撰和刊印瘟疫方书,地方政府、官办图书出版机构、官办或官督民办或民办的医疗救助机构、各类民间慈善组织、会馆、书坊、书局、善人、官员、士大夫、医生等,是此类活动的热心倡导者、支持者和实践者,其中,士绅和医生两大群体最为活跃。不过,这些机构、组织、团体、个人在开展此类活动时,基本是相互独立的,没有统一的指导、规范和标准,当疫情出现后,他们都在通过各种方式将相关知识整合起来并加以扩散。这种局面给社会力量发挥自身的积极主动性和创造性提供了足够的空间,他们以较低的成本和灵活多样的方式编辑出版了各具特色的瘟疫方书,但也存在组织化水平低、协同性不够、规范性不足的弊端,致使方书的同质化现象较为严重,带来了资源的不必要浪费。

从实际出版活动来看,地方政府、官办书局、官办医疗救助机构等代表官方立场的机构出版的瘟疫方书的数量相对有限(据笔者初步统计,整个清代地方官办机构出版的瘟疫方书总数不超过20种),且基本只出版名人名著。这一点在官方出版的应对天花的痘疹类方书和应对呼吸道传染病的喉科方书中表现得较为明显。天花是一种烈性传染病,传染性极强。清代,天花肆虐,上自帝王,下至平民百姓都难免受到它的侵袭,甚至在某些时候会出现谈痘色变的局面。嘉庆以前,中国防治天花的主要方法是接种人痘,而从嘉庆初年西方牛痘法传入中国以后,凭借其多方面的优势,很快得到不少地方政府和官员的认可与推广。最早介绍接种牛痘法的方书《引痘略》(一卷,出版于1817年),在光绪年间很多地方得到官方出版机构的刊印和推广。晚清的天花防疫实践表明,《引痘略》中的疗法其实也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而从嘉庆时期到清末有不少新出的方书根据各地实际情况补充完善了《引痘略》,但这些方书似乎并未得到官方的重视。


与此有所不同的是,民间慈善救济组织、士绅、百姓以至不少医生编撰、刊印和传播的瘟疫方书并不限于少量名人名著,而是多种多样,且数量远超过官方机构出版的方书。甚至可以说,在疫情严峻或病人病危的情况下,凡是有可能预防感染和治疗疫病的医方都可能被挖掘出来加以扩散,哪怕是贴符念咒,以及通过祈禳或求神仪式获得的“乩方”、“仙方”。像在靠近或接触感染者时往鼻孔中涂抹麻油可以避免被传染的说法,自从杭州医家赵学敏收录在其编辑的方书《串雅外编》(成书于1759年,收录了大量民间走方医经常使用的疗法)以后,就不时被人提起或加以改造,以至广传于坊间。


当然,无论是官方认可或推广的医方,还是民间流传的医方,其效果都不可一概而论。名人名方的可信度虽高,但并不一定能够保证任何时候都百分之百有效。乾隆五十八年(1797年),北京发生瘟疫,人们参考晚明时期著名医学家张景岳和吴又可的作品,使用他们曾经用过的医方进行治疗,但是效果并不好。而从安徽桐城来的一个医者用重剂石膏将官员冯应榴的小妾治好了,消息传开,很多人开始用此医方,效果很好。大家对此都很不解,大学士纪晓岚也感叹“不知何以取效如此”。不仅如此,民间流传的各类医方以至所谓的“验方”、“偏方”等,常常受到精英阶层特别是正规医生的怀疑和批判,但在历史上,其实不少医方在救治疫病中也具有显著效果,能够起到防疫的作用。江苏常熟有一位名叫陈坤培的喉科名医,他的医方很有效,但他不轻易外传这些医方。后来,他的女婿严幼岩得到了他收藏的方书,而严幼岩的邻居、曾做过刺史佐官的俞养浩有幸看到了此书。原来,该书的作者名叫杨龙九,少有人知。俞氏说该书“帙如掌,蚕眠细字,纸断烂”,开本小,字体小,还有些破烂,而校订过此书的王景华说“其文义舛谬,方名怪特,一似铃医所为”,也就是书中有不少错乱,医方名称也很怪异,像是民间走方医的作品。1901年至1902年,苏州及其周边地区爆发喉疫,形势严峻,俞氏参照此书中的医方制药救人,结果“辄验”。于是,他请来两人校订此书,并在他人资助下将该书重新出版,加以推广。


从知识来源看,大多数在疫情期间新出版的瘟疫方书中的医方大致有四种来源:古今医书,家传医方、民间口耳相传的医疗经验和新创医方。对疫情防控而言,前三种都属于已有的医疗资源,第四种所谓的“新创”也并非颠覆式革命,而是一种“继承式创新”。一般来讲,当瘟疫爆发,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发掘以往有效的医方来治疗疫病。不过,无论是专业人士,还是非专业人士,在参考使用一些医方或方书时,都会不同程度地产生“路径依赖”问题,即有意或无意地拘泥于一些他们认为“标准化”、“通用”的医方,对不同的或新的病症的敏感度不足。比如,晚清时期,湖南浏阳医家张绍修以擅长治疗喉疫(急性呼吸道传染病)而闻名,他编撰的方书《时疫白喉捷要》流传颇广。许多人(包括医生和患者)记住并在亲友中传播书中的一些医方,在喉疫爆发时遵照这些医方进行预防和治疗,但很多人服用后并没有好转甚至导致病情加重,因为大家一开始没有意识到,烂喉痧(西医称为猩红热)和白喉虽都是喉疫,但它们具有十分相似的症状,而张氏的医方是专门治疗白喉的,且偏重使用寒凉药物,对其他喉科疫病特别是烂喉痧并不一定有效。


“继承式创新”,主要是指面对新型疫病或新的疫病症状,人们在原有医方基础上加减药味、份量等,从而形成新的医方,这是当时较为普遍的应对方法。晚清时期,湖北地区瘟疫流行,许多医生根据病人“先痢后吐,厥逆转筋”的症状,认为这是霍乱,因而用苦寒类、芳香类的药物治疗,或者用针刺疗法治疗,但是,这些方法都未取得显著的效果。湖北汉川一位懂得医学的士绅田宗汉认为“先痢后吐”并非霍乱的典型症状,他主张用治疗伏阴的方法应对疫病。他仿照散见于《伤寒论》、《金贵要略》中的一些医方,加以损益,经过多次试验,果然有效。于是,他将这些医方编入自己曾经的《医寄》一书中。到了光绪十四年(1888年),广东、福建、江苏、浙江、湖北、湖南相继发生瘟疫,大多数医生还是用治疗霍乱的方法应对疫病,结果都没有疗效,而田宗汉用自己悟得的方法治疗病人,结果“全活无算”,当地的缙绅乡耆见状纷纷捐资,希望田氏将自己的方书出版,推广这种疗法。


为了争取时间,扩大传播范围,增强传播效果,方书编撰、出版和传播者一般都会对搜集整理好的医方进行再加工,使其形成专门化、简易化、通俗化、大众化的方书。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方式:1)尽可能地将散落在不同医书中的同一类型或相同性质或相近功效的医方及其相关知识编排在一起,并重点收录适合大众实际使用的医方,便于人们参阅、比较和选择,清代许多瘟疫方书在编撰过程中遵循的都是这种模式;2)将医方诗歌化或在方书中加入图像,便于人们记忆、理解和传播;3)将方书小型化、手册化、指南化,便于人们阅读、吸收和携带。这些行动无疑十分有助于疫病知识的普及,随着人们日渐频繁地接触、了解和利用这些方书,疾病、身体、药物甚至方剂配伍等知识就有可能潜移默化地转变为读者知识储备中的一部分,进而从整体上提升个体自主抵御疫病风险的能力,但也可能存在叠床架屋、内容芜杂、详略失当、专业化与通俗化兼顾不好等问题,致使民间流传着“千方易得,一效难求”的谚语。


对防控瘟疫而言,瘟疫方书是一种重要的医疗资源。从宏观层面看,疫情期间大量瘟疫医方的整理、传播以及瘟疫方书的出版、流通,增加了医疗资源的供应,扩大了救助面,有助于推动医疗资源的社会化,给许多非专业人士在疫情防控中发挥实实在在的作用提供了可能。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河南太守施诚刊刻了《轩辕逸典》一书,该书作者不明,主要收录的是天花的治疗方法。扬州人刘耀奎的叔父从书肆中买到了该书的抄本,读完之后非常珍视此书。不久,刘氏家里一个仆人的两个婴儿染上天花,“一时业是科而名藉甚者皆弗治”,无奈之下,刘耀奎的叔父“为之按证求方,依方施治”,最终治愈了他们。

在某些优质医疗资源缺乏的地区,面对形势严峻的疫情,此类活动也给非专业人士发挥自身优势创造了条件,他们往往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给大家提供更加简明可靠的知识,甚至可以弥补专业人士的不足。晚清“素不习医,亦不知医”的山东莒县士绅周兴南针对喉疫盛行时期当地医生束手无策的情况,将《重楼玉钥》和《白喉治法忌表抉微》等专书中的重点内容辑为一编,取名《知非斋咽喉集方》,供当地人参考使用。


再者,它们的广泛流传也推动了有限的和优质的医疗资源的整合及其跨地域流动与配置,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医疗资源不足且分布不平衡的社会问题,及时将有效的医方用于疫区的疫情防控事务中。晚清时期,喉疫首先在南方地区兴起、蔓延,后来传入西北地区。光绪二年(1876年),青海湟中一带爆发喉疫,曾在南方跟随喉科名医张绍修学习过的黄炳乾正好前不久来到湟中游幕,于是他将张绍修所著《时疫白喉捷要》中的一些医方,以及他自己搜集的秘方和针灸疗法口授给了当地的士绅,他们“照方医治”,结果“应手辄效”。三年后,他在甘肃武威县整理出版了一本方书, 取名《时疫白喉捷要合编》,将治疗白喉的医方文本化,使其在西北地区传播开来。


从微观层面看,清代中期以来,大量简易、通俗、实用的方书得到出版,包括瘟疫医方在内的医方知识逐渐渗入了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中,站在读者的立场来看这些医方或方书的话,那么情况就更加复杂多样。不可否认,很多人都受益于这些医方或方书的广泛流传,在染上疫病后依靠它们治愈了疾病,挽救了生命。顺治年间,正在湖北地区领兵打仗的官员李文煌忽然收到家人的信,说有好几个儿孙染上了天花,幸运的是,家人通过参考一本痘疹方书,让儿孙们渡过了难关。后来,李文煌参考其他痘疹方书,采辑了一些名家论说和良方,附入此书中,编成一本新的方书《建松堂简易痘疹良方》,并很快将其出版。道光年间,广东海丰县负责教育事务的官员李敷荣将自己所编《痘科救劫论》送给了一位张姓官员。后来,这位官员的儿子张式谷“为子女生痘计,尝取是编反复玩味”,并在邻里家的孩子染上天花时也依照此书进行救治,先后成功治愈了不少小孩。


有的人甚至养成了每次出远门时随身携带瘟疫医方或方书的习惯。清初,浙江绍兴医家倪涵初在治疗传染病痢疾和疟疾方面颇有心得,所编方书《经验痢疟良方》很受人们欢迎。生活在晚清时期的徽州读书人程乐生,“应郡省试,必携之去”。光绪十九年(1893年),程氏在考场中忽然患了痢疾,一天腹泻数十次,几乎无法完成考试,他急忙按照随身携带的药方服药,没想到很快便见到了效果。考试完回家后,他还捐资重刻了此书。

不过,瘟疫医方或方书在民间的广泛流传,有时非但不会带来好处,反而可能给读者或病患平添烦恼。一方面,社会上流传的瘟疫医方和方书众多,但它们的质量参差不齐,内容各有侧重,当瘟疫知识爆炸式地涌入眼帘,使得很多人不知该如何鉴别选择,也难以消化吸收,因而感到无所适从,进退两难。另一方面,文本知识的相对固定和医生临床诊疗的多变,方书的“无声”和医生的“有声”等诸多情形也时刻影响着人们的决策,使读者在选择相信方书还是医生之间常常犹疑不决甚至自相矛盾。比如,方书虽然一般会明确地告诉读者什么症状对应用什么医方,但由于不少疾病的症状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以究竟该如何辨别和对症下药,读者往往拿捏不准。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一次,著名理学家李棠阶的侄子发烧了,李棠阶依据清初安徽休宁医家汪昂所著《医方集解》一书,判定侄子染上了疟疾。第二天,他又查阅方书,想遵照书中的医方用药,但最终“恐有别因,仍往延医”。有些读者草率地按照方书中的医方用药,结果被误诊误治,以致有人发出“误于书,非误于医也,非误于书,实误于书中之神方也”的感叹。


从2003年“非典”期间板蓝根抢购热潮之后各界围绕板蓝根的性质、功效、功能主治、用法等展开的讨论,到近期爆发的新型肺炎期间双黄连口服液抢购热潮之后各界围绕双黄连的构成、抗病毒作用等展开的评议,以及专业人士对“抑制”与“防治”之间区别的科普,都是人群、医方知识与社会文化交融互动的典型案例。这样的讨论、评议和科普虽然在短时间内便终止了,它们对人们潜移默化的影响才刚刚开始。

一段历史的结束,意味着另一段历史的开始,每一段历史的意义往往是跨越时空的,并不会转瞬即逝。回顾清代瘟疫史,各种瘟疫时起时落,但人们对瘟疫知识的学习、讨论、传播、实践从未中断,搜集、整理瘟疫医方,编撰、刊印和传播瘟疫方书实际上构成了疫情防控的一个组成部分。此类实践从整体上表明,疫情防控从不是单一的医学活动,更不是医务人员的专利,而是一种包含复杂知识建构与传播活动的社会行动。

尽管瘟疫方书本身有质量高低之别,有有效与无效之分,瘟疫方书的广泛流传对疫情防控既有积极作用,也有些许弊端,人们对瘟疫方书的利用也基本一直徘徊在信任与怀疑之间,但是,或许正是人们在面对瘟疫时不断平衡利与弊、信与疑之关系的过程中,各类瘟疫医方和方书才得以涌现。专业人士之外的社会大众持续在此类活动中发挥作用的史实则进一步表明,尽管医学的专业化在不断推进,医学的“疆界”越来越广,但是优质的医疗资源相对有限且分布不平衡与人们对身心健康的永恒追求之间的矛盾,一直在推动着非专业人士去发掘、获取、讨论、批评、接受、传播、应用甚至创造瘟疫知识。可以预见,只要存在病痛,只要存在祛除病痛、预防疾病、促进健康的需求和希望,这一矛盾就会推动专业人士和非专业人士、精英和大众都参与到包括瘟疫知识在内的医学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

所以,面对肆虐的瘟疫和铺天盖地的瘟疫知识,中央与地方,政府与社会力量,专业人士与非专业人士应增进互信,加强协作,建立联动机制,各自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整合古今中外优质和有效的资源,通过较为统一的行动、权威的渠道和多种多样的形式及时定向地给人们以指导,避免出现各自为政,言人人殊的局面;而我们每个个体则应保持清醒的头脑,既要避免囫囵吞枣,又要避免全盘否定,综合各种资源,努力增长专业知识,提高判断和鉴别各类信息的能力才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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